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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底，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简称“二师”）在湖南省汝城县组建，这是中国***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拓展

中央军委指示农军合编一个师

1927年4月23日，广东省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举行武装暴动，进攻普宁县城。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等人组织的武装队伍闻讯赶来参加战斗。5月中旬，暴动失败，队伍撤到湖南汝城，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即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暴动队伍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当得知湖南农军准备从三面攻打长沙后，他即通知湖南的同志把部队“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对广东普宁农军起义失败后退到湖南汝城的部队，也要求他们不要到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来，要尽快返回湘南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参加湖南的暴动。

7月18日，方临川在湖南衡阳将中央军委的这一指示向陈东日等人作了传达，告之武汉形势恶劣，农军不要去了，回汝城就地暴动，占领县城，并指示将东江农军与汝城等地农军组成一个师，即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汝城组建二师

毛泽东于1927年7月底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8月1日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进一步提出了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决策。原因在于：其一，毛泽东已有了“上山”思想，在此次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上山”，“保存武力”，“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其二，汝城地理位置特殊重要。汝城地处湘粤赣边之偏僻山区农村，地势险要，进可上衡阳、下广东，攻占城市，退可在山区保存革命力量，是在1927年大革命和各地革命运动失败后，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其三，汝城革命基础独好。党在汝城已有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汝城、宜章、资兴、仁化等县以及广东东江地区（惠潮梅）农军共约4000人。汝城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更达6万人之多，并且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专政，已成武装割据之势。7月下旬，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等提出了举行南昌暴动的建议，于是中央便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战略考虑，即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另一方面南昌起义成功之后，直奔东江，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以及湘南汝城的地理位置和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央认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首先在湘南发动，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和重新北伐，而汝城作为“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和战争地势最便利的地方，至关重要”。

汝城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重视。为加强对汝城地区革命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和指挥，7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事部派任卓宣、陈东日、武文元等干部抵达汝城，组建C.P.（中共）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任卓宣任书记，陈东日、陈佑魁、吴振民、朱青勋、何举成、李涛等6人为委员。7月底，集结在汝城的5000多农军整编组建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惠潮梅救党军总指挥）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汝城农军为第一团，团长何举成，党代表朱青勋；郴县、宜章等地农军为第二团，团长高静山；惠潮梅农军为第三团，团长吴振民，党代表李运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成为“中国***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二师组建期间，何举成、赖鉴冰等在其家乡濠头樟溪苦竹坳筹建了二师后方营，以防突变。果然，1927年汝城“八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东日等紧急收集余部，迅速转移到濠头，与何举成领导的汝桂农民赤卫队（驻扎于后方营）会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9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该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秋收起义。重振士气的二师，于9月下旬再举义旗，连续取得了智取桂东、占领汝城，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的重大胜利。

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在时间上，二师是中国***领导的第一支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武装力量。

与南昌起义部队比。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指出了中国革命前途，是中国***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二师组建几乎与之同时，但南昌起义军当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号。

与秋收起义部队比。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1927年9月9日在江西修水成立，全师共5000人枪。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9月29日三湾改编时，人员由5000减到不足1000，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次年5月上旬，与湘南起义的朱德、陈毅部会师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四军。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于1927年7月底组建，比第一师早1个多月。

与湘南起义部队比。南昌起义军智取宜章县城后，1928年1月13日，朱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在中共宜章县委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师共1260人枪，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改青天白日旗为斧头镰刀旗。5月4日，这支部队和湘南起义中的其他几支地方武装共1.2万多人，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实际为一师一团）在砻市胜利会师，组成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壮大。显而易见，朱德领导的一师比二师组建晚5个多月。

与广东东江二师比。其实在湖南汝城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就是1927年10月中旬在广东东江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的前身。

1927年5月，吴振民率领的海陆丰农军，中共汕头地委委员、东江工农军副总指挥杨石魂率领的普宁、潮阳县革命武装，以及惠州地区的一些农军在陆丰县会师。中共东江特委指示，将这三支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惠潮梅农军总队，共2000多人，以吴振民任总指挥，杨石魂任党代表，下辖3个团。同年6月下旬，惠潮梅农军为保存革命力量，千里转战到湖南汝城，与当地农军会合后，奉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底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八一五”汝城事变，使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损失惨重，剩下四五百人，奉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　10月6日，南昌起义军十一军二十四师余部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进入已爆发第二次工农武装起义的海陆丰地区惠阳中峒，与当地农军会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起义军与汝城回来的农军恢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又称红二师），师长颜昌颐，党代表、副师长董朗，一团团长朱云卿。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南昌起义余部以及全省的工农武装一律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海陆丰的部队为第二师。后考虑到海陆丰部队人数不足一个师编制，决定先组建一团，即二师四团。队伍在彭湃领导下，解放了海丰、陆丰县城，于11月5日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继而与普宁、海陆丰联成一片，创建了海丰、陆丰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后来与叶镛的红四师会合，编入红四军。

与万安暴动队伍比。 1927年11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下，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五纵队在万安县成立，杨德明为纵队长，陈正人为党代表。与此同时，将万安各地农协会员中的青壮年，编为万安工农革命军，组成5个纵队，共1.4万人。11-12月中，曾先后组织三次攻城，均未取胜。1928年1月8日，组织4万余人第四次攻城，终于获胜。万安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显然后于二师。

开创“党指挥枪”的先河

从党史文献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可见，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是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指示组建的，干部也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二师及其一团则由湖南省委及C.P.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可以说，开创了“党指挥枪”的先河。

二师的番号由周恩来亲自授予。《李运昌烽火岁月》一书载：1927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指示惠潮梅农军：“当前，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我们党的政策和策略都必须跟着改变。蒋、汪已经勾结在一起，汪兆铭（精卫）公开限制工农武装发展，其反革命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国共两党的彻底分裂已成定局。”“粤、赣、湘、鄂四省的工农运动基础好，我党应首先在这四省举行起义，建立工农政权。吴振民、李芳歧同志，不要把队伍带到武汉来，立即把队伍带回湘南汝城，准备湘南起义。”

7月，随着汪蒋合流大局已定，方临川、武文元带回了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签署的紧急命令，即尽快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下属3个团），并派中央派特派员陈东日及省委军事干部武文元等到汝城工作，会同吴振民、李芳岐（即李运昌）完成军队的组建。可见，二师的番号是周恩来在指示中亲授的。

二师的主要领导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李运昌在回忆中写道：“汝城（二师）改编进展迅速，完全是根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部署进行的，干部也是根据周恩来提议任命的。任命陈东日为师长，吴振民为副师长，武文元为参谋长。原惠潮梅农工救党军改编为第1团，汝城农军改编为第2团，郴州、宜章等县的农军改编为第3团。”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成立中共临时特委和军委。《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4卷《陈东日》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武文元任参谋长。于是，陈东日等率领农军返回汝城，（除成立二师外）并成立了中共临时特委和军委，以陈东日、吴振民及汝城县委（时为特别支部）书记朱青勋为主要负责人，统一领导汝城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

1927年7月底，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建、整训完成。陈东日在二师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并宣布了团、营、连、排领导干部的任命名单。部队编为3个团，原广东农军为1个团，汝城农军为1个团，宜章、郴州等地农军为1个团。全师4000多人，枪1000余支。

中共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二师的改编。1927年8月15日，汝城土匪武装何其朗勾结国民党第十六军四十七师突袭县城，二师伤亡惨重。吴振民、林军杰、朱青勋等二师领导及数百名战士壮烈牺牲。突围出来后的四五百人，在陈东日、于鲲、李运昌等率领下，转至何举成、李涛的濠头苦竹坳后方营。为隐蔽行动，这支队伍自行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下辖3个营。

《郴州地区志》载：“汝城工农运动失败后，原第二师余部与汝桂农民赤卫队会合，共500余人，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团长何举成，副团长于鲲，党代表任卓宣。活动于江西崇义、上犹。1927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该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秋收起义。”

开始了工农运动与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的结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记载：“1927年6月下旬，湘南郴县、宜章、桂东、永兴、资兴等县农民自卫军聚集汝城，会合汝城农民自卫军和北上湖南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自卫军，在湘赣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打击反革命势力，威震全省。”当时，在陈东日的领导下，开始了农军的整编和军事干部的训练等工作，并分派部分农军把守县内要隘，以防范国民党新军阀的袭击。《汝城人民革命斗争史》（未刊稿）也如此写道：“惠潮梅农军会合田庄、暖水等地农民自卫军，归吴振民统一指挥，向桂东边界出击，与桂东宣抚团何鉴战于沙田、寨前一带，匪溃。缴获敌人步枪、鸟枪10余支，钢大炮1门。汝城、桂东边境暂告安定。”有力地打击了汝城、桂东等地的反革命势力。

陈东日领导的这支处于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之中的队伍，不仅仅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据《郴州英烈传·陈东日》载，部队配合汝城县的党组织，基本控制了县内的区乡政权，并且在一些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濠头等地已着手插标分田，开始了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结合。与此同时，周围各县的农军，数十人为一股，纷纷投奔汝城。在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和全国的日子里，汝城革命景象却热气腾腾。

而二师建立的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对湘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影响更为重要。8月15日，二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袭，损失惨重。余部在湘赣边保存实力、隐蔽行动后，于9月下旬奉中共湖南省委的秘密指示，重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并就地举行秋收起义。9月24日，二师一团攻克桂东县城，活捉桂东县长谢宪章、挨户团团长郭俊良等20多名官吏，并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者。29日，二师一团攻克汝城县城，占领县政府，活捉了汝城县清党委员何沛霖，宣布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率先在全国建立工农兵政权，并以二师一团团长名义发布了《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布告》，揭露蒋介石、唐生智等背叛革命的罪行，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实行工农革命，打倒新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及田租，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由工会农会及兵士选举代表，组织工农兵政府，而后组织全国工农兵政府”和“联合世界上之工农兵，共同奋斗，消灭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政治主张，初步形成了工农兵政权的雏形，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的时代精神。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对此极为恐慌和仇视，1927年11月1日，以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代主席周斓的名义向全省各县和赣粤边界发布《通缉***徒何举成等》的“湖南省政府训令”（民字第2614号），要“举全省之力通缉追捕何举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和《中国***湖南历史》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二师发动了“桂汝秋收起义连克两座县城，并建立了汝城县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中共湖南省委的起义计划；对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历史教训而言，1927年8月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一、敌强我弱；敌军3个正规团且装备精良，二师只有1000余支枪；二、二师***缺乏协调全局、统一指挥作战的经验，革命军内部没有形成高度集中的领导核心；三、各地农军没有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四、对敌情估计不足，思想麻痹，应战准备不充分。

日本战败投降真的是无条件的吗

原因：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当时的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1945年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个值得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使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将更加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参考资料：

1945年8月15日，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君之代》播放后，一个发尖的男声从收音机中传来──普通的日本人首次听到被称为“仙鹤之声”的“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饬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日本军民的抽泣声、号叫声、磕头声到处响起。后来，天皇裕仁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同时他又申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人们不禁会问：这真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就来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真是无条件的吗？

20世纪30年代发起侵华战争后，日本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又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日，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了全面交锋。

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的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能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山本五十六面对部下欢呼庆贺时却一脸愁容，他叹息说：“我们只是惊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当时，刚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麿也向身边的人说：“真是干了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

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从而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而扭转了欧洲战局。此时，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后，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到北非疗养胜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着能保障未来的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了这一要求。作为时任中国元首的蒋介石，也在开罗会议上赞同美、英的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但德国军官团内的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达成媾和，结果刺杀失败导致纳粹血洗了求和派。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被迫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当时，希特勒的继任***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真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

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杀伤盟军，另一面也在寻求进行秘密谈判。

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到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

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后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班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来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但这句话的意思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

此前，罗斯福总统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抱合”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帮”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赞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导致世界上实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

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日，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弟”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说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

日本昭和天皇 裕仁

接到美国提出的、有松动态度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大郎等人的态度是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将“投降”字样改为“体面和平”。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里面没有谈到天皇制废留的问题。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而放弃。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日本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是在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的意思，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的最高层。

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7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

1945年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做出答复，所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8月9日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要求，在10日早上做出了“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了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

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说：“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也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

对于日本投降的时间，国际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日，有的则称是8月14日，还有的说是8月15日或者是9月2日。这些说法，各有个的道理，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

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日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要求行使这一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意思就是在日本天皇的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

8月12日，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同意答复之后，天皇表示满意。8月14日，日本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规的角度看，8月14日应该说是日本正式接受投降的日子。至于许多人认为8月15日是投降日，是因为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在电台中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按照日本在战后的解释，8月15日，天皇在电台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是挽救了本国国民的一大恩德。因此，在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每年只纪念“八一五”。

波茨坦公告

裕仁的“八一五”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如果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把自己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另外，这一《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是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是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

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的命令，在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的两天以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停战。在天皇停战广播播出的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19日，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而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持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内心真实想法。

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至美军开进东京之后，在9月2日，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中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把9月2日定为日本投降日，而“九·三”作为胜利纪念日，这才是准确的界定。　

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这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

“八一五”诏书

从8月31日起，有20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许多美军官兵在岛屿战中曾看到过日军的疯狂举动，所以当踏上这片“菊花和军刀”交织的国度时都心惊胆战，时时担心会有自杀式攻击。然而，他们所见的日本人都鞠躬相迎，按“圣断”行事全无抵抗。含着麦杆烟斗下飞机的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见此情景，更是感叹天皇的威望，声称要是废除他便需增加一倍的占领军。

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追究，可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

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苏联海军在当时进攻千岛群岛都感到很吃力，而英国更是无力顾及远东，中国则根本没有成规模的海军，所以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

美军占领日本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德国的***在“东西”两侧都由原来的反纳粹人士担任，而日本战后的几届首相却是过去对战争有着重大责任的高官。比如，50年代担任首相的岸信介还是甲级战犯。了解这一情况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要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

岸信介

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其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同时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而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

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至60年代，日本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因建交需要，才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因此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

中国的对日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不过在处理战后相应问题上却难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关键在于实力超强的美国垄断了对日处置权。经历过抗战的中国，虽然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国力衰弱的局面却未根本改变，对外事务必然有诸多的遗憾和无奈。周恩来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回顾抗战史和战后的对日处置，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只有极大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才能申张国际正义，也才能真正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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